伴随着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美国重新回归巴黎气候协议，气候变化以及“碳中和“就成为了热门的话题。根据媒体的报道，拜登政府将推动美国大幅度削减碳排放，并可能承诺到2030年将碳排放水平降低至2005年的一半。这个野心勃勃的减排计划能否最终实现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美国寻求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并以此来打压中国的策略，已经大致成型。

在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议题上，欧洲一直是先行者和强烈的倡议者，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则遭遇波折——尤其是在特朗普的任期内，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这一议题。然而，拜登却显然是这一议题的忠实拥趸，这也是对奥巴马路线的一种延续。他就任美国总统后很快将气候变化的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将在本月底召开气候峰会，并邀请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14国参加。如果说此前中美阿拉斯拉的外交“名场面“，中方成为主角，这一次的气候峰会上中美双方将不可避免再次交锋，相信美方会对可能的”意外“作好充分准备，也有”意外出招“的可能性。

与其他很多议题类似，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将需要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但与其他很多议题不同的是，中国在这一议题上将面临更多的责难。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经济体，年度碳排放量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接近全球30%的碳排放量。与此同时，多数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已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由于低排放的服务业占比较高，逐步实现”净零碳排放“的路径相对清晰。

这其中也提到一个概念，即净零碳排放，也就是碳中和，是指能源消费（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的碳排放等于植树或新技术（例如碳捕获和储存）减少的碳排放量。按照目前的大致估计，多数发达经济体希望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是减少工业污染、减少化石燃料以及加强对可再生和清洁能源的使用。

相较而言，中国目前的时间表是碳排放在2030年达到峰值，并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其中不得不提及的一个背景是中国的碳排放规模仍然在逐年上升，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碳排放规模而言，中国仍然希望有大约10年左右的过渡期。然而，从中国碳排放的绝对规模和全球占比而言，即使中国有10年左右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能够允许的增量水平预计也将十分有限。

从这个角度而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概率会在碳排放议题上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在碳排放议题上给出更加明确和力度更大的承诺。中国大概率会选择人均排放量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角度来进行阐述，但如果希望在其他议题上获得更大的外交斡旋空间，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可以腾挪的余地仍然十分有限。

如果稍微跳开碳中和的话题，我们会发现，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尝试，契合了其在竞选期间提出的“leverage”的对华政策的核心策略。在竞选期间，拜登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相对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对华政策理念，其不断提及的关键词就是“leverage”，在笔者看来，较为贴切的中文表达是“筹码”。换言之，利用气候变化的议题作为“筹码”，拜登政府可以获得在其他议题上的一些优势或者影响力。事实上，除了气候变化之外，人权和民主议题也一直为拜登所青睐，利用这些“筹码”来实现对华的优势地位和抢前身位，对于拜登的外交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目标。

对于中国来说，碳中和看似是一个长期目标，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战略议题。碳中和看似是一个环境和人文议题，但背后却牵涉到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短中长期政策考量的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中国需要在短期内大规模减少碳排放，即使在政策上有实现的动力和决心，但却不得不考虑其可能对经济带来的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中国希望在外交战场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那么在碳排放等硬指标上可以获得的空间就会被挤压。两者叠加，内外之间要获得平衡，就一定要有取舍，并在一定时期内作出明确的政策调整。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比如说碳交易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但从根本上改变碳排放的长期趋势仍然需要大量的政策论证，甚至可能涉及思维模式的变化。

总体而言，碳中和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中美博弈的重要议题，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偏爱贸易议题，也因为此与中国开展了数年的“贸易战”，那么拜登政府的思路则明显发生了变化，其政策上的可预测性更强，但涉及的议题则更加庞杂，且统一战线的思维模式十分清晰。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美国与欧洲也更容易找到共识，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官员和民众来说，碳中和仍然是一个相对遥远的话题，这也意味着未来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巨大的沟通障碍和沟通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中国而言，尽早地做好各项准备和沟通是必要且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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